湛江新娘妆资讯

湛江新娘妆资讯为您网罗新娘妆的行业资讯,给您提供相关的行业知识。

周志文|毛先生讲《论语》

毛子水先生


文︱周志文


毛子水先生(1893-1988)原名,字子水,浙江江山人。关于毛先生的《论语今注今译》,可以谈的很多,得先从其他方面谈起。

他既本名毛,为何又叫他毛子水呢?中国传统对“名”“字”一向考究,使用起来总是很谨慎。古人的名是要给上辈或高官(或政府文书)称我时使用,同辈或低辈的人,是不能连名带姓叫的,不慎叫了便是犯了“讳”,犯讳得看轻重,不小心在文章中用了当今圣上的名讳,轻者可能夺官,重者可能杀头,所以要非常小心。称正式名讳的规矩很多,所以古人在取名的时候,也顺便取了个“字”,好让一般人称呼,名通常是单的,字则多是双的,名与字通常都有意义连属的关系,这层关系有的是相承,有的是相反,譬如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欧阳修字永叔(修与永都是长的意思),算是相承,而端木赐字子贡,韩愈字退之,算是相反,这类例子,在古人俯拾皆是,无须多举。毛準字子水,是名与字含意相承的例子。

清末闹革命,很多传统文化都被推翻了,毛先生与胡适、傅斯年是同时人,在文化意识上属于革新派,他们常批评“旧”文化,认为旧文化落伍。但他们又出身传统社会,真要革新也无法全然做到,譬如说他们多依古人之例,有名也有字(胡适字适之,傅斯年字孟真),有时碰到别人直呼其名也会不高兴的,要人以字称他,别人不是不懂,就是不理,有的就干脆“以字为名”了。好在之前没有身份证,改名非常方便,在台大之前有位反胡适出名的历史系教授徐子明,他本名徐光,后来也是以字为名,改名徐子明了。

毛先生早年读北大数学系,但国学功底也很深厚,读北大时,曾带顾颉刚一起蹭章太炎校外上的课,也很有领会(见顾颉刚《古史辨·序》),后来公费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碰上世乱,学位没有完成,回国成了北大教授,一度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据说毛先生学问很广博,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连胡适先生也很尊敬他的。我读研究所时,毛先生还在台大中文系有课,也许因为冲堂或其他原因,我未选过他的课。他那时年纪已很老了,听力似有点问题,偶尔到校,只见他一袭长袍,有时会拄一拐杖,在第四研究室独进独出,很少看到他与旁人谈话。他活了九十六岁,算是高寿,我读硕士班时,他已八十多岁,胡适、傅斯年两先生早过世,他熟悉的朋友大多不在了,年轻一辈又视之巍然,也不敢轻易接触他,我当时觉得,人太高寿不见得是最幸福的事。

胡适(右二)和毛子水(右一)在北沟故宫库房院内,摄于1959年11月。

好像是硕士班毕业吧,研究所跟大学部的学生联合办了个谢师宴,在一家大饭店举行,我交了钱,又碰上人数不足,只得去参加。因为我是研究生,被派到与老师们同桌,我记得我被安排坐在林文月先生旁边,林先生再上去,就是毛先生。会上毛先生被拱上台讲话,他到台上,嘴里不断讲Kiss这个字,说二十几岁时以为会Kiss的,但没有,后来到学校教书,以为要Kiss了,结果也没有,台下师生一个个瞪大眼睛,等他继续说,他说直到今天已八十多岁了,自己觉得还没Kiss呀,才弄懂他浙江乡音,是把“开始”讲成Kiss的,意指直到今天,他的学问还没开始呢,当然是谦虚的话,等弄懂,全场人几乎都笑得人仰马翻了。

我读博士班时,毛先生开了门“中国天文史”的课,我原想修,但后来不知是何缘故没选,之后想起总有些后悔,倒不是图修了真能学到点些什么,而是毛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跟他混熟了,至少多知道点当时学术界的秘闻掌故,也是好事。后来听同学周凤五说他选了,不只他选,他还拉了另一同学简宗修一起选,我问上得怎么样?周凤五说开始第一周见过老师,要他们看《晋书·天文志》,之后到学期结束,再也没见过他了,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太过夸张,却越发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好奇起来。

毛先生写的东西少了点,他的著作市面上能找到的不多。现在谈谈市上唯一能找到的《论语今注今译》,这本书是四十多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古书“今注今译丛书”的一种。毛先生在此书自序里说:


这本《论语今注今译》的初稿,是台大中文系讲师宋淑萍女士代我写作的,一直到付印时,我时有更改,最后的清稿,是张菊英女士校缮的,斟酌损益,修正极多。


可见这本书初稿是由宋淑萍先生写的,宋先生当然是承毛先生的意而写,所以书名写的作者是毛子水,张菊英是毛师母的大名。序中又言:“民国四十七年我草成《〈论语〉里几处衍文的测议》时,曾蒙胡适之先生予以严格的批评。现在胡先生过世已十余年,这部《论语》新注已不能得到他的教正,我心里自难免惆怅。”可见写此书,也与胡适有点关联,但胡适对他“严格的批评”指的是什么,书中没有交待。

2009年再版的《论语今注今译》

毛先生是革新派,提倡用白话写作,所以他的注与译文,都写得明白易晓,有利初学,这是此书的好处。但他在古注中,喜欢采用比较冷僻的说法,为了把这些大家不熟悉的说法讲清楚,又得多兜几层圈子,使得他的书读起来也不是那么“简明”了。他采用的异说当然有所本,大多是说得通的,但用多了,也有点故意炫奇的意味。

他也喜欢另辟新解,譬如《学而》篇有章谈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程颐说:“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焞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兴祖说:“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胜而野。”以及最后朱子说:“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四人的说法已周详又妥帖了,但毛先生却硬要反对他们,说这两句的意思是“除了学习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读书”。毛先生的意思是行德与学文要“并重”,他特别强调:“躬行学文,两不相妨;修习先后,难以执一。‘余力’的话,读者不可以词害意。孔子话里的‘余力’,似只是要表明躬行重于学文的意思。”

老实说,孔子的真意就是说躬行重于学文,并不是“似只是”,读者作此领会,并没有“以词害意”,毛先生自己也说“除了学习德行之外,余事便是读书”,他也认为学习德行之外,读书是“余事”,余事当指正事做完才做的事,比起正事来,当然要轻缓些,岂不就是“躬行重于学文”的意思,怎可责读者“以词害意”呢?又如同篇有“巧言,令色,鲜矣仁”章,毛先生《今译》中译全句为:“一个人说话中听,面容和悦,不见得就是有道君子!”“鲜矣仁”三字是“很少能达到仁”的意思,跟“不见得就是有道君子”是有差别的,以“有道君子”来形容“仁”也不宜,尤其毛先生在文后用了个惊叹号,语气上的改变,让他有别孔子的原意就更为强烈了,这种译法,基本上都是很有问题的。

毛先生序中有段话很有意思,他说:


俞大维先生知道我从事《论语》的注释,便将他所有而我所没有的关于《论语》的书给了我,并且提示若干对于写作这书的意见。我平生在学问上受到他的益处,自不止在《论语》;但即就《论语》讲,我亦有一个难以忘记的故事。往昔同在柏林时,有一天他对我说,《论语·阳货》篇的“匏瓜”,以讲星名为合:匏瓜记于《史记·天官书》,周《诗》已有箕、斗,春秋时当已有匏瓜的星名了。我虽在大学时即知道皇《疏》有星名的“一通”,但只当异闻。现在听到俞君的话,觉得“择善而从”的重要。这件事影响我后来读书时对先哲学说取舍的态度很大,所以五十余年来没有忘记。


果然在《阳货》“佛肸召”章,毛先生引皇《疏》言:“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时理务,为人所用;岂得如匏瓜系天而不可食耶!”毛先生译文是:“我岂是天上的匏瓜星!怎么能够高高挂着而不让人吃呢!”皇《疏》与毛先生说的,不是绝不能成立,但我总觉得有点别扭,因为匏瓜星名也是从匏瓜得来,把匏瓜解释成一般匏瓜,说“让那匏瓜挂在瓜棚上不许吃,不可惜了吗?”这说法人人都懂,天上有星名匏瓜,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当匏瓜作星名解释时,谁都该知道是不能吃的了,所以此章的匏瓜直接以瓜作解更自然些,一般作比方,要“以近取譬”,没有原本易懂的事,反而要举更难懂的例子来说明的。

像这样的例子书上很多。譬如《为政》篇首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章的意思正如范祖禹所说:“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北辰”当然指的是北极星,朱子说:“北辰,北极也,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毛先生却要把北辰解释成“天的北极”,当然“天的北极”指的还是北极星,但明明有个具体的北极星叫北辰,人人可见,人人皆知,是十分清楚的事,为何不直接使用,又非特叫它是“天的北极”呢?毛先生继续说道:


我们想象,通过地球中心而联地球南北极作一直线,叫做地轴;地轴和地球的赤道圈成正交。地球之外,我们好像看到一个“日月星辰系焉”的天球;我们的地球,就在这个天球里面的正中间浮着,而地球的中心,亦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天球的中心。


毛先生所说在天文学上是正确的,但视我们所居地地方是地球,而地球是圆球形的,有赤道与南北极,而且地球与其他众星一样,是在太空浮着的,这些是在十五六世纪之间,如哥白尼之后天文学家才有的看法,之前无论西洋人或中国人,都没有过的。古人称北辰为北极,很简单,即指肉眼所及的北极星,另朱子说北极星为“天之枢也”,也是很早人的认识,因为“列星随旋”(荀子语)而北辰不动。毛先生此处落落长地说了一长段,其实对孔子的话,并没多解释了些什么。

由前面的匏瓜与此处的北辰看,毛先生对古代天文学情有独钟,他在台大开“中国天文学”的课是合理的,可惜的是,《论语》可引证天文学的地方其实不算多。

年轻时的毛子水

《为政》篇有“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这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孔子叫人不要研究、讨论异端之学,认为是有害于正学的。而异端之学是指何而言呢?朱注引范祖禹之言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这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孔子时尚未有杨、墨,怎能要孔子反杨、墨呢?程颢则更加以发挥,他说:“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盛。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寖寖然入于其中矣。”虽是引申发挥的意见,但诠释古典,严格说来是不该如此的,因为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了。所谓异端,其实就是不合正道且有关“怪、力、乱、神”的极端言之言,因为那些话是无凭无据的,便是孔子所“罕言”的。毛先生书中引皇《疏》说:“异端,谓杂书也。”这说法不见得错,但把异端限制于杂书,无疑缩小了异端的定义。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是以异端为杂书者,乃汉人旧义。”所以将异端指为杂书,或以杨、墨甚至佛书为类,都有引说过当之嫌。这些广义的说法本身不见得错,但扯得太远,往往迷糊了主题。毛先生将此章译成:孔子说:“一个人于修业时而分心于外务,那是有害的。”将攻乎异端说成“分心于外务”,严格说是错的,因为异端绝不等于“外务”,攻者治也,分心也不足解说“攻乎”,“攻乎”有专向某处用功的意思。

毛先生在句读上,也常会有创新,但是否必要,也是可以讨论的。如他把“里仁为美”点成“里,仁为美”,其实多了个标点,并没有为解释增添了什么的作用。他又把“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点成“吾,十有五而志乎学”,加一标点,意义的作用也不大,又把“志于学”或“志於学”,依汉石经本改作“志乎学”,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当然知道,“于”与“乎”两字形近,传抄时容易出错,真要平实,可在文中加注,说汉石经与高丽本有此异文(《正义》便如此说)便可,而毛先生却直接将经的本文改为“志乎学”,不知是否改得太轻易了?

五四以来的学者,在研究国学时常标举科学,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其实他们走的,也只不过是清代乾嘉之学的旧路罢了,毛先生讲《论语》近乎此。考证之学当然是有贡献的,譬如阎若璩解决了《伪古文尚书》的问题,对重新诠释信史是大有帮助的,但如只在小地方兜圈子,如释匏瓜为星、释异端为杂书,对古书中的义理,并没太大的发明,就觉有些浪费了,要知道像《论》《孟》之类的书,义理才是重镇。

《论语今注今译》的序写成于1975年,毛先生全书写完已是八十二高龄,序中说“张菊英女士于今年跟我结婚以后,于操劳的家务外,又帮我阅读校样,使这书得免去好几处严重的错误”,可见毛先生的勤恳。此书在义理上的贡献虽不甚大,但他有自己的意见与脾气,好与传统唱反调,这个倔强的个性,到老未曾或减,也可视为他生命力的涌现。

上一篇文章 : 天热他最受欢迎,掌握好配比就能做!劲道松软不断裂,像皮筋一样Q弹! 下一篇文章 : 终结匈奴,马踏鲜卑,却惨遭灭族
cache
Processed in 0.068924 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