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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珊珊谈生祠与明代政治

施珊珊(章静绘)



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她的著作《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中文版最近出版,在书中,她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她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指出:历史研究者必须审视自己的精英主义偏见,扩充研究视野,认识到中国“小农”并不是政治上的白痴。学者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明清时期的普通民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有组织的,甚至是制度化的政治行动。



小天命:

生祠与明代政治

[美]施珊珊著

邵长财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2年2月出版

428页,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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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邵长财



一直以来,您都专注于明史,特别是明代政治史的研究。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的?


施珊珊: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往前追溯得更远一些。长久以来,西方学术界一直津津乐道于这样的观点,即白人更加重视个体与自由。而生活在东方——通常指中国——的人们,一直为传统所束缚,处于无限皇权的统治之下。即便在中国内部,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坚持为人民的权利而奋斗,但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还是认为,中国人民尚未做好接受民主的准备,因为“几千年来”(一个惯常使用的短语,但其涵义并不精确),他们都愚昧无知,臣服于专制的帝王。一些中国精英作家认为,经历过这样历史的人们至今都并不适合理解与运用政治权利,尤其是那些“愚昧落后”的小农。由于这些基于历史的观点被用来反对发展人民自我决定的权利,我想知道那些关于历史的说法,历史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简单。但是,正如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指出的:“我们所习惯的在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做出的区分过于绝对。正如历史上并不存在纯粹形式的民主政体一样,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远远没有摒弃任何形式的温和机制与民众表达。”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22)二十世纪之前的皇权专制是否真的意味着社会盲目臣服于皇帝?人们真的不能以有组织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吗(当然,已经有相当多关于历史上所谓“农民起义”的学术研究)?换言之,我们是否可以在过去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萌芽?


正如诸位读者所熟知的,明朝,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常常被视作中国专制主义的高峰。所以他似乎是这一历史考察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当我在1990年开始读研究生时,学者们往往还在利用朱元璋的决定来解释诸多政府和社会现象。他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专制者,对中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划。他的权力不仅体现在国家统治,也表现在社会控制方面,用已故的(也是令人怀念的)达第斯(John W. Dardess)的话说,他“任意揉捏和塑造[社会],好像他手中的橡皮泥”(John W. Dardess, “Review of Dreyer’s Early Ming China,” Ming Studies 15 [1982], pp.9-10)。为了质疑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简单化理解,明代专制似乎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想对朱元璋的治理成效做一个简单的考察。他是否真的像上面所说的一样强大?不仅仅是大行诛戮(这相对容易),而是真正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一改变不仅限于精英阶层,而且影响到了基层地区。为了进行这一考察,我必须找到一些适合作为案例研究的由中央授权的基层机构。因此,我首先收集了所有适用于基层中国的太祖的法令和诏书。它们并不集中,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力收集了大量的法令和诏书。这些条文涉及税务征收、人口登记、宗教机构、社区仪式、百姓教化、旌表善行以及基层监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王朝并确保地方社区的和平。得出的结果却让我感到困惑,因为它们在什么人应该做什么方面充满了矛盾。不同的法令对同一机构有着不同的描述,拥有不同头衔的地方领导者被赋予相互重叠的职能。怎样才能理清这样混乱的局面呢?于是我将这些条令编制为索引,并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我发现,朱元璋一再改变他的基层治理策略,他的统治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Sarah Schneewind, “Visions and Revisions: Village Policies of the Ming Founder in Seven Phases,” T’oung Pao 87 [2002], pp.1-43)。也就是说,所谓无所不能的太祖皇帝实际上被迫在不断修改他的计划。而他自己也说,这是因为他不能让所有人都完全臣服于他,也不能真正实现对人民的教化。我对《乡饮酒礼》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他对让所有人都臣服于他的做法越来越感到绝望(Sarah Schneewind, “Research Note: The Village-Level Community Libation Ceremony in Early Ming Law,” Ming Studies 51-52 [2005],pp. 43-57,实际出版于2007年)。如果基层民众当真服从朱元璋的命令,他就不会多次修改治理策略。民众完全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利益,采取非暴力的途径抵制国家的干预。


我了解到,您的上一本专著研究的是明代的社学,那么您是如何关注到社学这一制度的?您对生祠的研究和对社学的研究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吗?


施珊珊:基于前面谈到的研究,我对太祖治下的法令有了整体的把握,1375年建立社学的命令就凸显出来,成为进行案例研究的绝佳选择。我预计这一政策会留下丰富的书面线索,因为它涉及到机构设置——实存建筑——方志记载等各个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忠民教授鼓励我着手进行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他说,你能做到的,不过可能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于是我坐下来,尽可能多地阅读方志(当时还没有建立数据库,所以不能像现在这样进行关键词检索),统计学校的数量,并收集所有关于它们的信息。幸运的是,历史学者王兰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所以我利用了他的数据,并做了核验和补充。我使用统计程序SAS来分析每个县的学校的相关信息,包括社学的数量、建造日期、持续时间以及是谁建造了它。


社学所反映的朱元璋在基层社会形塑国家与社会的专制权力是怎样的?我发现:一、社学是一项始自元代的制度,在明初由一些官员接手,然后太祖下令在各地广为建造;二、1375年建立社学的命令并没有得到统一或普遍的执行;三、另一方面,当朱元璋出于对腐败的担忧,在1380年禁止官员与社学建立任何联系时,他们并没有全部停止兴建社学;四、在明朝接下来的时间中,社学的兴建有时并不缘于朝廷的诏书要求,而是与更普遍的社会发展和士大夫的个人承诺相关。社学主要是由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时期发起的,展现出制度主动权向下转移的普遍趋势,从中央到县级官员,最后到地方臣民。因此,官员和臣民不是简单地服从中央的命令,而是出于自己的各种目的,将社学视为国家框架的一个范例。换言之,明太祖并没有实际控制这一地方制度,他之后的明代历朝专制帝王也没有实现这一目的。这些是我在《明代的社学与国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的主要成果。


在上海图书馆(当时非常陈旧、寒冷)阅读方志时,我还偶然发现了一些官员的“毁祠兴学”运动。这一运动既不是由朝廷所发起,也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完全批准。恰恰相反,州县官们摧毁或改建了他们个人不认可的寺庙和祠堂,有些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备受尊崇的佛教和道教寺庙。激进的州县官长甚至谴责朝廷所要求建立的祠寺——一个例子是江阴知县黄傅,他反对明太祖下令建造的城隍庙。这场运动使地方官和其他官员与他们所统治的地方民众对立起来。通常情况下,地方取得最终的胜利;只要这些官员离任,寺庙和祠堂便得以重建(我在《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中有所论述,另参见一项单独的个案研究Sarah Schneewind, “Competing Institutions: Community Schools and ‘Improper Shrines’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0.1 [1999]: 85-106)。实际上,这些“儒家”官员可能是在引导恶魔的力量来战胜当地的神灵,并在其生祀时取代他们(Sarah Schneewind, “The Lady Vanishes: Religious Conflict and Premortem Enshrine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即刊)


乡贤祠与名宦祠(嘉靖《固安县志》


所以,朱元璋并没有单枪匹马塑造明代的国家和社会。那为什么我们认为他做到了呢?我在书中以社学为例,通过追踪朝廷政令向事实描述的转变来说明原因。我假设后来的官员和作者创造并传播了朱元璋作为不可改易、行之有效的祖制建立者的形象,因为他们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对现实有所裨益。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邀请一些学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描绘了朱元璋的形象,从明代的偶像崇拜、法律思想、海洋政策,到清代和二十世纪的政治,以至于蒙古和日本的历史。这些文章推翻了朱元璋有效塑造了国家和社会的形象,表明在每个领域,后来的决策者和作者们都在明太祖的诸多相互矛盾的政策中,精心选择了他们所认为最好的政策加以强调。甚至他们可能完全推翻了太祖的决定,即便在话语中还是重申了他的核心地位。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本论文集《吾皇万岁:六个世纪以来东亚历史中对明朝创始人的利用》Long Live the Emperor: 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提示他们将不得不停止假定太祖的意志得到了贯彻,其他主题的研究也应当予以重新审视。在政治上,这意味着秦始皇之后最伟大的专制者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路径。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民被传统、先例或皇帝的意志所完全束缚。


我还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证了我的基本论点,即各个阶层的人对明代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它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专制,也由参与和反抗所塑造。这本书叫做《并蒂瓜的传说:明代的皇帝和大臣》A Tale of Two Melons: Emperor and Subject in Ming China。它关于一件小事——朱元璋祖父的家乡句容县的一个农民向朱元璋进献同蒂而生的嘉瓜,作为祥瑞。我利用对这一事件的各种叙述和复述,来追踪荣誉的给予和褫夺,以及朝廷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我认为,大明王朝不是由自上而下的法令完全控制的,而是由包括皇室、官员和普通臣民在内的荣誉、竞争、运动和交流的网络编织而成。


而全世界都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文本和实践对欧美民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例如,英美殖民地的中产阶级主张他们的政治权利,首先是通过采用欧洲贵族所习用的日常物品实现的,诸如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等——当然,这些都来自亚洲(Sarah Schneewind, “Clean Politics: Race and Class,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Etiquette and Consumption i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Revolution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45-3-09,2009)。启蒙运动的精英治理和宗教宽容的理想从明清王朝的统治中得到了启发:伏尔泰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对中国的欣赏是众所周知的。我甚至认为,杰斐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的部分内容是以《尚书》中的文字为蓝本(施珊珊:《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与周武王〈泰誓上〉》,焦堃译,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31-49页) 我们都是共享同一个世界的公民……


我开始《小天命》一书的写作之前,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但是,一旦我发现明代的中央专制制度在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中并非无所不能,下一步就是看人们如何与亲民之官进行互动。人们通过诸多方式对地方官员进行评判:包括和他们有关的民谣,有些是赞美的,有些则是贬抑的,还有关于地方官的谶语——当我在阅读地方志时,我注意到了那些生祠。因此,我决定对它们进行更加详尽的研究——尽管当我开始这个研究项目时,我没有意识到其数量是如此之多!我本以为对生祠的研究充其量不过只占一个章节,但结果是,当我翻开方志和其他记载时,生祠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现在只不过讨论了这些记载中的一小部分。还有相当多的研究有待完成。


李公生祠(隆庆《岳州府志》)


您在书中提到,生祠在明代是一种“常见的制度”。它广布于大明王朝辽阔的疆域之中,从辽东到云贵,从陕甘到两广都有生祠的存在。那么在这样广泛的分布中,不同地域之间的生祠存在显著的差别吗?现在很多研究关注到了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差异,比如华南学派对闽粤地区宗族的研究发现,当地对于祖先祠祀的重视似乎要强于华北。那么生祠作为一种特殊的祠祀类型会存在类似的地域差异吗?


施珊珊:是的,有明一代,生祠在多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常见的制度、分布广泛的存在。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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